师者|唐仲璋：愿为晏陶充骋力 崎岖路上作泥沙

  “欣逢盛节数年华，未称良师愧佩花。愿为晏陶充骋力，崎岖路上作泥沙。”这是唐仲璋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写下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唐仲璋在家中写作（1979年）

  唐仲璋先生是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毕生致力于寄生虫学研究工作，是我国寄生虫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并为我国的寄生虫学和生物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为人类健康福祉作出了卓越贡献。

心系百姓，伏案雕虫

  唐仲璋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籍在福建省闽江口的闽侯县尧沙乡。唐家以孝敬父母、兄弟友爱而闻名乡里。唐仲璋的父亲兄弟四人均行医济世，父亲热爱文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陪伴着他走过了一段段潜心研究的岁月。

  “相逢一笑共华颠，伏案雕虫历几年。”唐仲璋写的这句诗就是对自己形象的总结。1929年，唐仲璋因过度劳累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到1931年才回校恢复学业。在住院期间，他见到了来自本省福清县的穷苦农民，他们因患血吸虫病骨瘦如柴，生命危在旦夕。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研究清楚农村的寄生虫病问题，并认为必须掌握寄生虫病原的发育、媒介和流行病学的知识才能与这些疾病作斗争。从此，在寄生虫科学领域中，他选择了“解决病原种类、生活史、媒介和流行病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

  1932年，唐仲璋发现了福建日本血吸虫病区、流行危害状况及其传播媒介。在该病区十多年的日本血吸虫病原生物学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为福建率先消灭日本血吸虫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唐仲璋带领学生深入病区调查研究，阐明了班氏丝虫和马来丝虫在福建的主要传播媒介及在中国境内的分布情况，为中国消灭丝虫病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同时，经过长期实验和调查研究，唐仲璋团队论述了牛、羊胰阔盘吸虫在贝类宿主体内的发育过程，包括两期的胞蚴、尾蚴以及子胞蚴从蜗牛体内的排出；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中国三种阔盘吸虫——腔阔盘、胰阔盘、支睾阔盘吸虫的生活史、流行状况及分布地域，详细报告了中国南方农业区、北方草原和高山林带等不同流行区的不同贝类宿主和昆虫宿主，奠定了中国防治牛羊胰吸虫病的科学基础。在人体钩虫病研究方面，唐仲璋及其团队解析了中国东南部钩虫病最主要的流行方式。经过多年探索西里伯瑞氏绦虫的生活史，并进行动物实验，发现小红棕色蚂蚁是这种绦虫的中间宿主和传播媒介，六钩蚴在它腹腔内发育为拟囊尾蚴并能感染哺乳动物。此外，还对肺吸虫、华支睾吸虫、鸡嗜眼吸虫、鸭的包氏毛毕血吸虫和鱼的龙江血吸虫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唐仲璋带领师生下乡开展丝虫病调查（1955年）

  这些研究发现都为人类健康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唐仲璋院士为首的寄生虫团队也因此荣获多项殊荣，包括国家级奖四项（其中三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二项，四等奖一项，国家教育部科技二等奖一项），国家教委科技一等奖和优秀奖各一项，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福建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1978年，研究课题《牛羊胰吸虫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原生物学的考察》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奖。著作《人畜线虫学》获教育部二等奖（1999年），《中国吸虫学》获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2006年）等。

潜心科研，求索问道

  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唐仲璋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离不开他对待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和崇高精神。

  在科研方向上，他坚持“为人民服务观”。在回顾自己在解放后二十多年的工作时，他写到：“我们的工作很多只以获得科学结论为满足，还不能很好联系实际，劳动人民还没有从我们工作中得到实际的利益。”由于我国人畜寄生虫的种类很多，对于每种寄生虫的研究都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强调首先应当研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寄生虫病原种类，提出研究工作必须分批抓重点的观点，他的研究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科研路线上，他坚持“集体观”。在我国流行的人体及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原种类很多，研究任务重，唐仲璋感慨到：“生命有限，科学无涯，所有科学都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因此他在寄生虫的研究路线上有一个强力的集体观。首先，唐仲璋带领了家庭成员来从事寄生虫研究工作，其夫人郭如玉自愿长期协助做无偿的科研辅助工作，女儿唐崇惕和外孙唐亮也在他的培养下成为卓越的寄生虫领域的专家，祖孙三代都投身寄生虫领域的事例在学术界被传为佳话。第二，早在 1945年，他就创建了寄生动物研究室，是我国建立最早历史最长的一个寄生虫学专业机构。第三，唐仲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卌载同栽新国柳，繁枝嫩叶总关情”就是他的真实写照，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寄生虫学科后继有人。

  在科研范围上，他坚持“整体系统观”。唐仲璋十分重视研究寄生虫病原的整体生命规律问题，包括病原种类、病原全程生活史各阶段发育的详细情况、中间宿主的种类、散布的地点及其季节动态、作为终宿主受害的人和其他动物受感染的途径和方式，在这基础之上还需研究寄生虫的生理生化机制、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和寄生虫与环境的关系，及寄生虫病的诊断和治疗等问题。正是这种整体系统研究观念，唐仲璋教授的每一项研究经常要花费很长时间，其论文质量很高，被国内外学者同行赞誉为寄生虫学的经典著作，对寄生虫病的研究与防治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科研方法上，他坚持“实践观”。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唐仲璋即使抱病也坚持深入现场调查，发现了福建省福清县为日本血吸虫病疫区及其中间宿主为钉螺。随后他又多次带领学生跋山涉水，深入疫区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他不怕脏不怕累，检粪、查粪、采血、验血、抓螺、捞虾等工作样样都干，以求最大程度上获取实践知识。即使年逾古稀，他仍牵挂着牧区流行的多种蠕虫类寄生虫病，指导学生们开展调查研究。

  “科学工作者对工作应该是锲而不舍，终生以之。”这是唐仲璋自己用毛笔写的一句话。一辈子的科研生活，他始终如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于是抓紧时间写书，和女儿唐崇惕开始着手撰写《人体蠕虫学》。这本书114.7万字，耗时长达十二年，一直到1987年才出版。1980年，唐仲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最好肯定。

唐仲璋在家著书

诲人不倦，甘作泥沙

  唐仲璋的一生是致力于寄生虫学研究的一生，也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他常说：“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教学是传播真理，二者不可偏向。”正因为如此，他在行政工作非常繁忙的同时，始终潜心教学、热心上课、关爱学生，并带领学生开展科学研究。每学年他都会和其他老师一起带学生到海岛或海滨去进行野外实习，让学生们了解海洋以开阔眼界。当有人把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对立起来，唐仲璋说道：“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必须执行教学与科研双肩挑。教师进行科研才有所得，才有创见，才能辨别科学的真伪，教学才能生动而不教条。教师坚持科研才能不断成长，专业才能不断更新而提高，教学便愈有新内容。高校老师没有科研如同植物切去生长点而失去活力；看书一知半解，教学便会教条而成教书匠。”唐仲璋在自己科学研究的同时，大力招收寄生虫专业本科班，招收大批大专院校和兽医单位的进修生，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为青年学生学习寄生虫学需要，先后开设《系统动物学》《原虫学》《蠕虫学》《高级蠕虫学》《医学昆虫学》和《寄生虫学评论》等课程，由于唐教授博览文献，野外调研经验丰富，所以他讲的课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

80年代唐仲璋在厦门大学家中指导研究生

  1986年，唐仲璋的妻子郭如玉去世，他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即便如此，他也坚持在家中给学生们讲课。家中的黑板和挂图，给学生备课，见到围绕在他身边的学生都让他感到精神振奋。1991年12月，在唐仲璋“从教六十年”的时候，许多学生都从各地赶来庆祝，研究室呈现出宾客盈门的盛况。学生们在庆祝大会上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正如他自己写到的那样“流光白发两侵寻，信有陈蓝可出青” ，他感到非常欣慰。

  唐仲璋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小虫”，他为科研呕心沥血、对学生言传身教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辈敬仰学习、代代相传。

【人物名片】

唐仲璋，福建福州人，1931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前后在福州理工学校兼生物学教师;1932年在福建省立科学馆任研究人员;1938年在福建医学院担任教师;1939年回到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担任讲师;1940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寄生虫学系当研究生;1945年至1948年在福建省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48年前往美国留学;1949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受聘为原福州大学教授，担任生物系主任;1958年担任福建师范学院副院长;1970年调到厦门大学工作，任生物学系教授;1978年出任厦门大学副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