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厦大人】 肖培根：六十余载绿药情

人物名片：肖培根，药用植物学，传统药物学专家。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80年代初负责组建药用植物研究所并首任药植所所长，结合生产实践，提出了以发展原料、药品制剂及新药为主的三级开发战略理论，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我国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发表学术论文818篇，专著23部。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不懂中药到熟悉中药，从学习和调查整理中药到研究并创制新的中药，他在探索绿药的路上走过了六十二载。他从未进入过洋学堂，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专著20余部（卷），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近80名，并成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的首批院士。他不仅是中国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还创立了多学科渗透的药用植物亲缘学，多次获得国家级成果奖。他，就是肖培根。

求学厦大遇良机

1949年，18岁的肖培根考入了厦门大学生物系，开始了被其称为“重要转折点”的大学生活。回忆起刚入学的情形，除了大一在鼓浪屿上课时的优雅恬静的学习、生活氛围让他印象深刻外，在学期间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激动心情更是让其难以忘怀。肖培根幼年遭遇日寇侵略，为了躲避战乱，全家颠沛流离，饱尝“避难”之苦。然而，他一直庆幸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庆幸自己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

解放后不久，主修植物生理与植物生态的肖培根顺利当选为生物系代表，他深知自己更应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活动。成绩平平的他为自己定下目标：每门功课公布时，自己的名字都要排到最前面。经过一个学期的挑灯夜读，他终于尝到了名列前茅的喜悦。当时生物系系主任汪德耀教授和理学院院长卢嘉锡院士严谨的科学态度也深深地激励着肖培根不断向上攀登。

除了日常的学习、研究外，肖培根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不仅是全校的宣传干事，还是《厦门日报》的通讯员。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学期间他就一边上课，一边到厦门的中学担任兼职教师，讲授自己擅长的植物学和生物学，来补贴自己的伙食和日常零用。

到了三年级，肖培根以优异的表现当上了何景教授的学生助教，负责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的实验。何教授的教诲与指导鼓舞着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因而仅用了三年半就修满了所有的学分，得以提前半年毕业。恰逢此时，卫生部的调令下达，刚刚毕业的肖培根从厦门坐火车、坐汽车、再坐火车、坐汽车，历经半个多月后终于到达北京。到卫生部报到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了从事中药和药用植物研究的道路，一走就是六十多年。

初识绿药结情缘

用一个破木箱当作小船，再找来一根木棍和破布条作旗……儿时的肖培根常常憧憬着坐上这艘小船到大海中去，去寻找一种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药。童年的肖培根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走上了寻找新药、研究新药的道路。

初到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著名化学专家姜达衢教授就带着肖培根参观了长满各种各样中草药的苗圃，还指着一片紫红色的花卉植物考他名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当时对药用植物还一无所知的肖培根只好老实回答说不知道。第一次接触中草药的尴尬场面反而成了肖培根留在中央卫生研究院学习、工作的动力。

当时，在中央卫生研究院研究中草药的人很少，对于麦角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调查、人工接种野生麦角和寻找新的、高含量的麦角品种自然成了肖培根的科研工作。从那时起，完全不懂中药、甚至连最常见的洋地黄都不认识的肖培根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只要是有关中药的书籍，他都要反反复复地阅读，并写下读书心得和笔记。每个月的薪金，除了伙食支出外，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购买中医药和植物方面的书籍了。此外，一有机会他就要向研究中药的前辈们讨教。

多年来的积累，使肖培根对各种药材的形态、效用都了如指掌。每次和同事们上山采药，总会有人向他询问药材的名称，他每次都能对答如流，并分享些自己辨识药材的小窍门，也因此获得了“肖大仙”的称号。而对于媒体形容他时所用的“当代李时珍”、“中草药的活字典”等赞美之词，在肖培根看来，所谓“天才”只不过是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并集中精力地认真做好某一件工作，因而能够取得多点成就罢了。

踏遍青山创伟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草药的资源情况犹如一张白纸。肖培根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虽然中国疆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但只要抓住500—600种常用的中药，就等于掌握了全国70%—80%的重要资源产值。当然，必须要通过亲自实地调研才可能绘制出中国中草药的完整图画。

被分配到东北进行考察的肖培根拜当地的药农和药材师傅为师，跟这些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师们学习如何鉴别羚羊角、虎骨，怎样辨别真假犀角等。他还跟随药材师傅到仓库里，一样一样地学习、对比。为了辨别益母草和艾蒿等外形相近的植物，他重新学习了大学时有些抵触的植物分类学知识，也因此掌握了全国常用中草药的植物学和生药学特性。在这次普查的基础上，他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第一步权威本草著作《中药志》得以问世，得到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也开创了全国中药资源系统调查整理的先河。

60年代后，肖培根六进西藏，他克服高原反应经常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采集样本。在对藏药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他翻译了许多西藏的草药书，调查期间的一些发现，也为他日后创立植物亲缘学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非洲考察时，为了调查当地的草药，他有时忙碌在沙漠边缘，有时又要在稀树干草原了解情况，他们搜集的许多药物植物种子，如古柯、萝芙木、猪油果、奇异果等，为我国南部引种热带药用植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研究所成立，肖培根被任命为首任所长，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成立了自己的生产实体，建立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的药厂，开发出西洋参蜂王浆、肌生注射液、金荞麦片等一批产品。不仅如此，肖培根作为科技顾问还直接参与了西部大开发的工作，促使了宁夏枸杞的深入开发，在第一届枸杞文化节期间，他策划的国际枸杞和抗衰老中药的学术研讨会，使宁夏枸杞走向了国际。而在国外的学术会议中，经常为全世界学者作学术报告的肖培根积极地宣传中医中药的成就，并撰写了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的论述和介绍，已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然而这些成功没有让肖培根停下探索的脚步。作为一名老科学工作者，他一方面要求自己跟上这个时代，时刻鞭策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方面也一直期待着我国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化通过引入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能够在21世纪再度辉煌。

　现在，已经迈过耄耋之年的肖培根院士并不止于颐养天年，在他看来，“七十再立”以后，自己似乎才真正跨入了中医药研究的大门，他每天仍将怎样找到一个研究项目的突破点、怎样选题目、怎样带学生挂在心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肖培根院士说，“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使人真正认识到光阴和时间的可贵。如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好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和中医药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人才，是我下一阶段应该要做的事情。”

　肖培根寄语厦大青年学子：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信念往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信要办的事情一定能成功，这样，你才有可能积极想办法去干！去干好！

　　（学生记者　孙鹏云）